超老龄化社会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分析）

我国老年人口已超过3.1亿，失能人口高达4700万。 随着我国医养结合政策向纵深推进，使老年人失能风险显著降低28%，相当于每万人减少了720例失能的发生。在已失能群体中，政策更使照料缺口发生率下降了38%，且5年追踪期的显著效果始终在持续。日前，北京大学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老龄健康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姚尧、博士后周文剑团队完成的一篇学术文章“医养结合政策对中国老年人失能和照料缺口的干预效果——基于全国队列的准实验证据”，在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老龄健康》上发表。

构建三级防控体系：中国方案破解"医养割裂"困局

现阶段，我国正加速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社会。根据联合国最新人口预测数据，至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攀升至3.9亿。这一人口结构的剧烈变迁，必将伴随老年失能比例的显著攀升，对我国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体系带来持续压力。赵耀辉教授和姚尧研究员团队前期在《柳叶刀-公共卫生》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到2030年，我国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口较2020年预计净增1402万。值得注意的是，在现有失能老年群体中，日益增长但未能满足的老年健康和养老需求——即照护缺口普遍存在，而传统家庭照护模式由于家庭结构核心化、少子化趋势正面临系统性失效风险，必须顺应时代发展，不断完善现有医养结合政策的体系和架构。

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医疗-养老资源割裂”的核心矛盾，姚尧团队依据世卫组织老年人综合照护框架，在研究中使用全国样本代表性的老年健康调查数据，基于可识别因果关系的自然实验设计，科学分析了医养结合降低老年人的失能和照护缺口的政策效果，从而为我国这个全球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老龄化社会提供了关键政策证据。

优化医养结合路径：从末端照护转向全周期健康管理

研究揭示，我国政府推出的医养结合政策正逐步构建新型解决方案，通过本土化实践，努力整合打通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面向基层高龄、失能、失智及慢病重症老年群体构筑高质量、连续性的基本医疗与照护网络。其核心目标涵盖了三级防控体系建设（特别是重大慢性疾病的早期筛查与健康干预）、医疗资源可及性优化以及社会化长期照护能力提升三大维度，冲破了传统医疗与养老服务“碎片化”的制度壁垒，探索出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医疗衔接实施路径，显现出了“便捷可及、全程连续、医养融合”的整合型照护服务的优势和特色。

研究表明，从全球视野审视的角度，中国医养结合政策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老年人整合照护框架”构成战略呼应，共同聚焦以老年人需求为中心的健康管理理念。这些创新实践本质是通过系统性重构医疗卫生和社会照护服务供给模式来改进老年群体的健康结局与生命质量。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整合式照护已成为全球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流范式超老龄化社会问题，但现有政策效果的阐述和评估多集中于发达国家，而我国在该领域的高质量研究仍显欠缺。对此，《柳叶刀-老龄健康》杂志配发的专家述评提出，姚尧团队的研究通过本土化实证填补了上述领域的知识鸿沟，为中国优化医养结合政策和整合型照护服务体系提供了明确方向。

研究发现，我国医养结合的广泛实施仍存在地区差异和不足，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医养结合服务的激励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然而，研究亦表明，推荐医养结合与降低老年人功能依赖、缩小照料缺口存在显著关联，突显其在健康中国战略框架下的重要政策杠杆价值。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已把促进医养结合确立为提升老年健康水平、优化长期照护、改善晚年生活质量的核心战略支点。这项政策要点聚焦于：在制度设计层面强化医疗卫生服务与养老服务在政策体系、服务制度和业务流程的系统性整合，尤其强调建立高效的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并简化转诊就医程序。

研究还提示，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强老年医学、护理学、康复医学及长期照护领域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同步完善职业发展通道与薪酬激励机制，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水平。在服务供给创新层面，推动基本医疗保险向医养结合服务延伸覆盖，将治疗性康复辅具配置、“互联网+”医疗等创新服务形态纳入报销范畴。同时，建立失能高风险老年人群的早期筛查制度，配套预防性健康干预方案尤为重要。

姚尧研究员强调：“医养结合政策不应局限于末端照护，而应系统贯通疾病预防、慢病管理、功能康复与长期照护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链，尤其是疾病早期的干预和管理具有较好的效果和成本-效益。”他认为，医养结合服务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健康管理的范式转变，要求政策设计突破传统医疗与养老的行业区隔，构建覆盖健康促进、疾病防控、急性期诊疗、亚急性期康复、长期照护和临终关怀的连续性服务体系。

变革失能防控范式：战略重心必须着眼于主动干预

在刊发这篇文章的同时，《柳叶刀-老龄健康》杂志专门配发了专家述评：在应对失能问题上，战略重心应从被动响应失能后的长期照护需求，转向构筑以预防和康复为核心的主动干预体系。这一范式的转型具有双重战略价值：既为尚未建成长期照护体系的国家提供政策破局路径，也为现有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其“突围”的核心在于：一是打破医疗化老龄观的认知桎梏，倡导将长期照护议题从单一的健康或社会维度争议，提升至多系统协同治理的复合命题；二是摒弃将长期照护视为老年专属的认知偏差，探索和建立覆盖全年龄段的健康储备机制，系统性摆脱年龄区隔化治理困境。

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副会长曹丰教授指出，我国专家通过上述老年医学和经济学的交叉科学研究设计，明确了医养结合政策与失能率降低的因果关联，发现医养结合的长短期效果均很显著，为进一步完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和整合基层医养结合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对实现“健康中国2030”战略具有重要理论支撑。

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医疗机构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王永晨教授评价指出，我国医养结合政策的阶段性成效，不仅化解了“医养结合政策是否有效”的核心争议，更从需求和服务匹配维度为完善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制定《国家医养结合能力建设指南（2025）》提供了科学基准，最终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应对老龄化挑战出具了实证范本。但需要强调的是，从“有政策”到“真普惠”，仍需破除部门壁垒、激活社会资本、培育专业力量。

王永晨教授借用一位国际老龄化领域专家的话作为总结，“老龄化不是问题，缺乏准备才是！”在“银发浪潮”汹涌而至的当下，我国正在努力探索一条具有本土特色的应对之路，而这条路的终点超老龄化社会问题，是力争让每个老年人都能享有尊严与质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