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零工经济（人文经济学）

从基本问题来看，一方面，拓展了优化资源配置的人文内涵。传统经济学关注“效率—公平”二元对立，数字时代则需解决“数据垄断—创新激励”“算法效率—个体权利”等新型矛盾。另一方面，重构了数字经济增长的价值导向。数字经济的“赢者通吃”效应加剧了社会分化，人文经济学需重新定义“包容性增长”：不仅追求经济总量扩张，更强调数字技术红利的普惠分配。

从研究对象来看，一方面，应更关注数字劳动的人文关怀研究。零工经济、平台劳动等新型就业形态，使劳动过程从工厂车间转向数字空间。人文经济学需研究算法管理对劳动者尊严的影响，推动建立数字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另一方面，要注重数字治理的人文协同机制研究。数字经济的复杂性要求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平衡好文化主权与经济利益的博弈。

从研究方法来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传统人文因素难以量化的瓶颈，数字技术可以将文化认同、社会信任等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测度的指标；数字技术推动研究方法从“小数据抽样”转向“全样本分析”，突破了传统调查的样本局限，实现文化因素的全过程动态追踪。与此同时，数字技术打破了学科壁垒，推动人文经济学整合计算机科学、伦理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

总之，数字技术对人文经济学研究范畴的拓展，本质上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研究者需在数据驱动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点，既利用技术提升分析精度，又坚守“人的全面发展”核心价值。未来，随着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人文经济学将进一步走向数字时代的理论前沿，为构建“科技向善”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引擎。

顾江：在我看来，技术迭代不会带来人文经济学基本问题的根本性改变。人文经济学将仍然以人为中心，探讨文化与经济如何相互作用等基本问题。但其研究范围会有所延伸，比如需关注数字技术介入下的人机关系、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数字鸿沟、数智时代的文化主体性等问题。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势必成为人文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对象。由此衍生的文化数字化、数字文化消费、数字劳动、数字文化治理等成为新的研究内容。与此同时，依托数字技术的量化研究方法为人文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与视角。借助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大数据与人文学科联系更紧密。通过量化分析海量文本信息或用户行为数据，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取向，人文经济学逐步由单一的质性分析走向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3.人文经济学为数字时代树立了人文价值导向

光明智库：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拓展了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平台垄断、算法歧视、信息茧房、数字鸿沟、数字沉迷等也造成了一些问题。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人文经济学如何实现对这种趋势的纠偏？

顾江：人文经济学是以人为本、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双向互动的一门学说，明确提出数字技术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标。人文经济学强调经济活动的人文价值导向，将人的尊严、自由、福祉等价值置于核心地位。它突破了传统经济学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效率优先的局限，为评估数字经济影响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

在实践路径上，一方面要重构评价与规制体系。人文经济学主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建立超越传统增长逻辑的多维指标，尤其将数字福祉、算法公平、数据隐私纳入关键考核。这需要推动强有力的制度保障，通过顶层设计扭转纯效率导向，确保经济和技术发展服务于人。另一方面要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性纠偏动力。践行“科技向善”的理念，激励企业以及数字平台致力于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人民的尊严感和获得感，不能将员工和消费者置于“算法牢笼”，实现社会价值与长期商业竞争力的统一。

周文：人文经济学强调以“文化—人—经济”三位一体为逻辑起点，将人的主体性置于经济活动核心。针对数字经济中算法歧视、信息茧房等现象，其核心价值重构体现在：要注重人的主体地位和全面发展，反对将数据和技术作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人文经济学就是让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回归“社会化的人类”，通过制度设计确保数据收集、使用符合“人的尺度”，并且通过文化的引导，改变人们对数据的盲目崇拜，树立正确的数据观和技术观，营造健康的数字文化生态。

人文经济学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从“效率优先”转向“人的发展优先”。它要求在技术狂飙中始终守住“人是目的”的底线，通过价值重构、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使数字经济真正成为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翅膀。这一过程既需要理论界致力于构建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更需要政策制定者、技术开发者和社会公众形成“人文共识”，最终实现从“数字异化”到“数字共生”。

史宇鹏：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新的科技伦理问题。比如，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经济效率，但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可以替代劳动的投入，也可能对就业带来一定影响，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数字技术发展一方面让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各种产品和服务，但也可能让消费者产生沉迷和依赖人工智能 零工经济，这对消费者是好是坏？如何做到既能充分利用数据要素红利，又能避免数据泄露带来的福利损失？这些问题和矛盾，都应该纳入人文经济学研究的视野。

另一方面，从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理念来看，数字技术本身也能够为提升人民的尊严感和获得感提供新的手段。比如，购物平台利用消费者的搜寻数据和购买数据，可以判断居民的心理健康状态，对一些行为进行预警与干预；一些大学通过对学生校园卡消费数据的分析，可以更加精准地判断学生的经济状况，从而进行精准帮扶；再比如，无人巡检、机器狗等数字设备在矿山、工地等场所的使用，使得劳动者可以远离危险的操作现场，极大地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这些例子说明，数字技术为我们更好地提升居民福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4.数字技术丰富了文化、经济互相赋能的可能性

光明智库：从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层面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提供了哪些可能性？

周文：数字技术的兴起为文化与经济的相互赋能开拓了广阔空间。数字技术从技术工具演变为当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高度渗透于经济活动，正在重构人类社会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数字技术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能够提升生产力水平，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数字技术通过文化资产数据化重构资源价值链条，让文化转化为可交易、可增值的数字资产，实现“数字流量—文化认同—经济转化”的链接与畅通。数字技术不仅是文化经济的“工具赋能者”，更是价值重构者。它通过资源数字化激活文化资产、通过平台化重塑产业生态、通过数据化优化治理效能，最终推动文化与经济从“单向输血”转向“双向造血”。当文化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流通、可增值的数字资产时，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共生便具备了现实基础。这种协同不仅是技术创新的胜利，更是人文经济学在数字文明时代的范式革命。

史宇鹏：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要素角度来看，数字技术使得科技、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从产业角度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 零工经济，催生了数字文旅、数字动漫等文化产业新业态，为居民提供了种类繁多的数字文化产品，提升了居民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与经济相互赋能的具体体现。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新的企业文化，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一方面，数字原生企业在商业模式、组织架构、决策流程等方面与传统企业有很大不同，形成了新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传统企业围绕数据应用进行相应变革，企业形态和企业文化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企业文化的变革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赋能效果，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顾江：数字技术为文化赋能经济发展提供了创新性实践路径。一是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化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增长点。通过高精度扫描、三维建模等技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存储、可传播、可交易的数字资产，这有力推动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二是数字平台重构文化消费模式，激活潜在市场需求。算法推荐、社交传播等机制有效连接文化供给与多元需求，深度激活文化消费的长尾效应。三是文化元素提升产业附加值。数字技术助力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通过增强产品文化内涵提升市场竞争力。

经济发展同样通过数字渠道对文化发展赋能。一方面，数字经济激活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为文化创作提供了可持续的商业模式，同时数字经济拓宽了文化产业的边界，引领文化产业与科技、旅游、金融等更多领域实现深度融合与业态创新。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拓展文化参与和创新能力。开源平台、AIGC工具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大幅降低文化创作的技术门槛和资金成本，使更多个体和社会群体能够参与文化表达和创新实践，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

这种双向赋能机制依赖数字技术实现了良性循环，人文元素通过数字化提升经济价值，经济收益又通过数字渠道反哺文化发展，最终推动人文与经济在数字时代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5.在“技术理性”与“人文肌理”中寻求平衡

光明智库：人文经济学赋予“理性人”更多人文价值。而在未来数字经济“技术理性”的发展中，如何保留更多的“人文肌理”？

周文：在数字经济“技术理性”高歌猛进的时代，人文经济学通过重构“理性人”模型，为技术发展注入人文价值内核。这种价值坚守并非对技术的抵制，而是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人文经济学可为经济“赋能”，更可为数据“立心”。

数字经济时代的“人文肌理”保留，本质上是文化主体性在技术浪潮中的自我确证。这种确证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现，而是通过技术伦理的文化校准、教育体系的人文重塑、数字人文的智能构建，实现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当数字技术从“文化工具”升华为“文化伙伴”时，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共生便具备了现实基础。这种协同的终极目标，是在数字文明中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生态，让“技术理性”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命题。为此，数字时代的人文经济学，应发展“数字人文”交叉学科，推动技术跃迁与人文融合，既发挥技术工具的效率优势，又能更好保持人的主体性，让技术更有温度、经济更有活力。

史宇鹏：“人文肌理”和“技术理性”两者之间不是对立、替代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仅谈“人文肌理”而忽视“技术理性”，会被时代发展所抛弃；仅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人文肌理”，那么技术将会失去温度，最终也会影响未来发展。为此，要在实践中建立起“科技向善”的政策体系，努力实现“人文肌理”和“技术理性”的有机结合。比如，加强相关立法工作，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通过沙盒监管等方式对技术创新进行监管，在兼顾创新激励与风险控制的同时，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监管上展开合作，协力推进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

顾江：在数字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发展中，数字技术可以且应该成为保留、强化“人文肌理”的支点，宜从文化传承、产业协同与生态构建三个维度展开系统性实践。

第一，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创新发展。通过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多模态、可交互的数字化重塑，构建虚实融合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体系。建立从文化资源到数字资产，再到创新产品的转化链条，赋予其现代传播的生命力。

第二，以数字平台驱动文化产业与事业的协同发展。数字技术打破了文化产业与事业的边界，为事业滋养产业、产业反哺事业的良性循环提供了有效路径。在供给侧，依托文化大数据云平台整合全国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资源，形成开放共享的素材库，为文化企业提供低成本创作原料；在需求侧，通过智能推荐算法匹配用户文化消费偏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触达，同时有效培育数字文化消费市场。

第三，以数字经济构建人文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立文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机制与人文价值评估体系，引导资本向具有文化效益与人文价值的经济领域流动。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对文化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力的动态监测与评估，确保数字经济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福祉的提升，最终构建技术赋能、人文引领、经济发展可持续的良性生态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