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挣钱的正经路子（网络挣钱的正经路子2020）

民间资本充裕时，他们曾是一个看似欣欣向荣的金融业内的同行。当行业衰退，他们走上行骗之路，首要目标也是曾经的同行。

没业绩的销售

宋蕊现在还记得自己三年前面试的几个“骗子”的模样：

王某某，30岁上下的女性，拎着一个灰色爱马仕，包包有些使用痕迹。宋蕊看得出那是真品，因为她也有一个同款，是多年前“求”老公买回来的。她打趣对方“做销售蛮赚钱的了”。“我是用三个月提成买的”，对方自信地回答眼前这个面试官。

关某某，“90后”男性，梳着三七分油头，戴着金丝边眼睛，西装、衬衫三件套是阿玛尼，腋下夹着一个LV小包，微微胖，声音偏细，说自己福建老家有茶山，做茶叶生意。宋蕊说每月大概需要他拉来几百万元的业绩，对方没有一秒迟疑，直接给出翻倍的数字。

以这两位面试者为代表，宋蕊招了8个销售，7个都是与上述相似的着装，看起来干净体面，一副上海金融业成功人士的常规打扮。只有一个女孩“形象差一点”，没有“包装”，但对方看起来很机灵，也有过几年销售从业经验，不断表示自己会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宋蕊也同意她进试用期。没几天，招进来的销售又推荐了两个据说“有资源”的人入职，一个满足宋蕊预期的10人销售团队表面上建成了。

《有益的欺诈》剧照

当时是2020年底，独立创业者宋蕊跟一家需要融资的证券公司合作，帮助公司售卖一只股权基金。宋蕊自己在浦东区有个近百人的电话销售团队，但团队成员大多经验不足，没有客户资源。她计划重新组建一个10人左右的基金销售团队，“要熟手”，于是在BOSS直聘上发布职位。底薪7000元，提成按业绩1%～3%计算，学历大专、本科以上。一个在业内较为普遍的招聘需求。

对于最终进入销售团队的10人，宋蕊只做过简单的背景调查，看了他们的毕业证，之前三个月的银行流水单，确保对方在行业内是持续工作状态，以免脱离市场。之后，有3名员工要求缴纳社保，另外7人主动拒绝，提出转正后再补缴社保。宋蕊也没有催，“我们行业内很多小公司都有不成文的规定，试用期不交社保，反正转正后，上海可以补缴半年内的社保，而且前期能省点手续和一小笔费用”。团队建成后，很快到了除夕，宋蕊期待她的小团队在2021年“展业”，为她带来业绩。

她的期待在接下来三个月落了空。起初，宋蕊要求团队员工每天到公司开两次会，复盘当天工作内容。她是做电话销售起家的，更相信这种坐在办公室里交流、基础可靠的工作方式。但10个销售都很抗拒，说自己每天要在外“跑客户、拉关系”。很快，会议变成一天一次、一周两次，而且每次都有人请假。宋蕊妥协了一部分，在其他方面依然要求严格。她看员工的工作日报，抽着给日报中销售提到的客户打电话，判断对方身份真假。客户也接电话，说他们跟销售接触过基金。“一切都跟真的一样。”宋蕊说。

《骗子》剧照

每半个月，宋蕊在徐家汇美罗城的新办公室办一次客户见面会，这也是对销售的考核方式之一。她摆好各种水果盘，接待过三波客户，总共十来个人，几乎每个客户都是上海本地人。宋蕊跟他们说上海话，他们都对产品感兴趣。有一次交流会，一个销售拉住宋蕊的手，在她耳边低声说有两个客户是上海阿姨，俩人是朋友，对产品有兴趣，但担心风险高，要跟宋蕊聊聊。几人到了会议室，宋蕊一一解答她们的问题，她觉得两个阿姨很认真，有希望投资。但跟其他十多个客户一样，每次宋蕊催销售去要资金，回复要么是客户因新冠疫情新增病例，被封控在小区，要么是账户暂时不能取钱。后来宋蕊干脆取消了客户见面会，专盯着销售要业绩。直到2021年4月初，团队近半年来零业绩。宋蕊怀疑员工的业务能力，也怀疑自己合作的股权产品。她终止了跟证券公司的合作，解散团队，虽然4月的底薪没发，她仍然赔了30多万元。她安慰自己流年不利，回到在浦东区的公司继续管理电话销售团队。

等到发现10人销售团队全是骗薪者，是一年多后的事了。2022年7月，上海解除封城一个多月后，宋蕊再次跟一家证券公司合作，推广一款理财产品，要招两个有经验的投资经理。这次她要求员工坐班。30多岁的马某来应聘，很符合宋蕊的要求。8月1日上午，马某第一天来公司报到。下午，宋蕊在BOSS直聘上收到一条来自某金融公司创始人的消息，问她是否在招聘投资经理，是否招聘的销售几个月不出业绩，是否听说有销售同时入职多家公司骗底薪。宋蕊立马想起一年多前终止的项目。对方给了她一份多家被骗企业自制的“行业黑名单”，发现一年多前的10人团队，甚至几个小时前刚见过的马某全部在名单上。“当时快要崩溃了。”宋蕊对我说。

《杠杆》剧照

宋蕊很快进入一个微信群，几十个群成员几乎全是金融公司老板，被骗的薪水少则两三万，多则近百万。在BOSS直聘上联系她的那位老板就是受损最严重的几家企业创始人之一，被笑称“榜一大哥”。2022年春，他在上海新开一家影视分公司，陆续招聘的三四十位销售几乎全是骗薪者，损失近百万元，分公司因错过发展期而关闭。“一切都是假的，学历、简历、银行流水等文件，所有客户也是假的。”而刚进宋蕊公司的马某，当天下午被辞退的同时，已经到了这个微信群里另一家金融公司报到。

一个职业骗薪团伙的面目慢慢被揭开。2022年底，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经侦支队介入这起职业骗薪案件。经侦支队四大队的侦查员密越是这起诈骗案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截至今年8月，上海地区共抓捕犯罪嫌疑人300多名，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几百家被骗公司集中在金融业、互联网行业以及实体企业，其中90%为中小型金融公司。除了上海陆家嘴、徐家汇等金融中心区，北京、深圳、重庆等地也有同类诈骗现象。

宋蕊想起2020年底，自己刚组建好团队时，请10个销售团建、吃饭。她用手机绕着圆桌拍了个短视频，除了两人迟到，其余8名销售在饭桌上相谈甚欢。后来的调查显示，这8人都是骗薪惯犯。有其他被骗的老板指出视频中8人名字，一个不差。如今再看这个视频，宋蕊调侃自己，“一个傻老板请八个骗子吃饭”。

从0到1的销售

上海徐家汇的一家咖啡馆里，宋蕊坐在我面前，一边回忆过去几年听到的骗薪团伙故事，一边趁谈话间隙回复手机上各种信息。她快50岁了，个子不高，微胖，涂过粉底的脸颊微微露出些斑点。不过她看起来很有活力，短发干净蓬松，黑白波点衬衫外穿一件粉色开衫。说到自己是“傻老板请八个骗子吃饭”，她身体往后仰，眼角笑出的皱纹像半朵花，很有亲和力。

她不像自己提到的金融业销售，没有穿戴什么标识明显的奢侈品，这或许跟她做了多年电话销售，隐身于电话后的角色有关。19年前，宋蕊从湖南省怀化市的县城老家孤身来到上海。那之前，她在乌鲁木齐、长沙做过短暂的期货和券商销售，积累了一些电话、走访销售的经验。2004年底，因为感情受挫，她放弃老家有编制的工作，来到上海——她梦想中的金融城市。

《金牌投资人》剧照

当时，上海的证劵、基金等一级、二级市场发展如火如荼，宋蕊到一家基金公司做销售，从0做起。“底薪800块，交通补贴150块，公司在上海交大旁边，我跟同事两人就在交大附近合租1200块一个月的房子，就为了每天早点到公司，很拼的。”宋蕊说，她先是打电话找人买基金。当时一部手机一万多块，他们找到一批手机号码就打，然后给一些退休在家的上海本地人打座机。电话打完，她和同事出门发传单。他们自己花钱印传单，写上公司和基金经理的背景，留下电话。那两年，宋蕊几乎走遍上海的各个角落，把传单塞在无数个信箱里。“五万张传单可能吸引来四五十个客户，如果遇到一个大客户就赚了。”

成为销售的第三个月，宋蕊“爆单”了。她说当年的基金、证券产品几乎没有起购资金门槛，她拉到几个不错的客户，销售提成按5%～8%计算，那个月她拿到3万多元工资，比她在老家工作一年的收入还多。她打电话告诉妈妈，妈妈以为她遇到骗子。

2006年，国内股市持续上涨，宋蕊一个在上海开美甲店的姐姐也关了店专心炒股。宋蕊跳槽到一家股票投资顾问公司做销售，拉客户与公司签约，承诺帮助客户在股市赚钱。她换了房子，独自在新公司附近租了1000块一个月的一居室。公司在电台、电视和网站上做广告，宋蕊每天都有打不完的电话。“只要客户不挂电话，我们就一直聊下去。”宋蕊说，有时深夜十一二点她还在跟客户聊天。她喜欢与人沟通，从不觉得厌烦，觉得自己带给别人财富、安慰，“在做一件温暖的事”。她也喜欢当时上海金融业的氛围——股票的上涨趋势持续到2016年。宋蕊感觉那10年，一切都是向上的、有机会的。没上过大学的她也能月薪5万～10万元，每天同事们互相请吃饭。“这个月不赚钱没关系，有信心下个月赚回来。”尤其是2012年左右，互联网金融和新三板市场旺盛，“随便一个计划书就能拿到三五百万投资，投资失败、被骗没关系，没多久又能站起来”。

最代表这个欣欣向荣金融市场的产品是P2P（Peer to Peer）。这是一种个体和个体之间可以通过互联网直接借贷的网贷平台，是民间资金在需求两端流动最为快捷方便的形式。2006年，国内第一家P2P公司成立，到了2013年，网贷平台以每天1～2家上线的速度快速增长。宋蕊记得2015年初，自己在一家基金公司做销售总监，一家P2P公司挖她去做运营总监，年薪百万。她很心动，因为身边认识的朋友，不管是电话销售起家，还是在信托公司、银行系统工作，那两年有很多都跳到P2P公司了。她告诉我，普通公司做销售总监底薪一万，P2P公司可以翻倍，更不用说提成，百分之十几的都有。即使是最低层的销售岗位，P2P公司的底薪也比传统金融、理财公司高1000元左右，十分吸引人。

不仅回报优厚，P2P平台的入职门槛看起来也比传统金融行业的要求更低一些。很多P2P公司对普通销售岗基本没有要求，中学学历即可，无需坐班。比起对销售学历素养的要求，P2P公司似乎更注重的是销售的数量。宋蕊觉得这与P2P平台的投资机制有关。“当时传统私募基金公司对客户的要求是投资额百万起步，一年付一次利息，P2P平台只需50万起投，半年付一次利息。后续门槛不断降低，30万、20万、10万、5万，利息甚至可以按月付。”它需要足够数量的销售，通过各种渠道触达各种类型的客户。

宋蕊最终没有走向这个新平台的“诱惑”。一是她不太能接受P2P平台的销售方式。“最传统、踏实的销售方式是坐班、打电话，以前哪怕是基金经理，白天出去谈完业务，也要回到公司待着，一天上班8小时。但P2P公司不一样，他们的销售要跑出去跟其他公司抢客户，可能今天拉到客户，达到要求，销售就在外面玩了。”这也“带坏”了一些公司跟着模仿，“看起来灵活自由，但不那么稳定，不利于管理”。重要的是，她觉得P2P模式风险高，资金链容易断裂，“当时我就隐约觉得这平台以后要出事”。

骗薪雏形

2016年是宋蕊口中的行业转折点。这一年，国内股市暴跌，“股灾”不断。早在上一年末，股市动荡，她身边的散户朋友一夜之间亏损数百万，这极大打击了股民和从业者信心。宋蕊也很快离开当初的基金公司，有了自己创业，做销售团队公司的念头。等到2016年下半年，股市状况依然很差，宋蕊看中时机，与天津一家做黄金、白银的期货公司合作，主要协助公司做客户开户、结算、交割等业务，收取提成，收入相比股市也算稳定。

也是在2016年前后，P2P网贷平台的问题更加明显。根据P2P网贷第三方平台“网贷之家”联合盈灿咨询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2015年9月月报》，截至2015年9月底，P2P累计问题平台达到1031家，占整体平台数量（3448家）的30%。同年12月，P2P平台e租宝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取缔，案值超过500亿元。12月28日，银监会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门起草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征求公众意见。此后，P2P网贷平台陆续出现案值超过百亿元的大案。

在P2P网贷行业大规模暴雷前夕，宋蕊从朋友那里听说了在P2P公司做销售，可以同时打卡两三家公司的事，现在想起来，她觉得算是骗薪的雏形。那是2016年下半年，宋蕊一个朋友结婚生子后重新回到金融业，去P2P公司做销售。一个月后，她告诉宋蕊自己“发现一个发财的路子。有人带她同时打卡两家公司”。宋蕊说，那位朋友出门拜访客户途中，去另一家公司打卡，“不敢打多，怕被发现”。而带她这样做的人至少同时打卡三家公司，一个月底薪轻松两三万。只是不同于后来的骗薪团伙，当时P2P平台的起投资金门槛低，这些员工的确也能为不同公司带去少许业绩，少了一层诈骗意味。

《骗子》剧照

浦东分局经侦支队四大队的办案警官密越告诉我，根据他们侦查，2018、2019年是职业骗底薪团伙逐渐成型的头几年，背后与P2P网贷行业、金融业其他机构陆续暴雷紧密相关。2018年P2P公司出现暴雷潮，《中国基金报》曾报道，2018年上半年，仅上海地区P2P公司违约规模就超过2000亿元。此后，各类大小平台跑路、暴雷的新闻不断。2020年11月，国内所有P2P平台公司“清零”，全部退出市场。而今年上海地区抓捕的300多名骗薪者，一些团伙的头目就曾在大热的金融公司工作。

密越曾问过一些犯罪嫌疑人，为什么从金融员工走向诈骗道路？得到的回复大概是，当时该平台还在上升期时，他们的收入较高，年薪30万～50万元没问题。等平台陆续暴雷，政策越来越紧，投资人对这类公司的信心也越差，犹如惊弓之鸟，不敢投资，他们越来越难完成业绩。一位多年在金融机构负责招聘工作的人事经理王月也有相似的观察。她告诉我，在暴雷机构做过销售的人，即使销售技巧再好，短期内也很难进入其他金融公司，更不用说开单。“因为客户受到伤害，很难再信任暴雷公司的销售，意味着销售几乎失去了自己之前所有资源。另外，公司也担心客户会追责这些销售，所以一般暴雷公司的销售，除非特别优秀，我们不会要。”

这些过惯了来钱快、高收入生活的前金融公司员工，很多人除了销售技能，并无更多学历和专业能力。在P2P平台倾覆、国内金融业总体下行时期，有人进了监狱，有人离开行业，有人努力进入其他金融机构，也有人走上一条看似轻松、依然来钱快的行骗之路，目标对准曾经的同行。

密越对犯罪嫌疑人做过笔录后，向我分析骗薪团伙的心理过程：他们大多想维持跟之前一样体面的生活，要高收入。

《大浦东》剧照

1份工作收入不行，就同时做5份，5份工作不行怎么办？——做10份、20份。

打卡太多公司，完成不了业绩怎么办？——那就不完成，直接找新下家。

老板要我带客户怎么办？——请几个假客户，给点“出场费”。

一些公司要求高学历怎么办？——那就伪造学历、简历、社保记录和银行流水等数据，甚至购买假公章……

至此，骗薪团伙逐渐形成一条产业链，甚至“吸引”毫无金融背景的人加入网络挣钱的正经路子，连骗薪也成了一种“行业”。

蔓延

徐玲玲的一天这样度过：早上6点起床化妆，7点出门上班，8点到a公司打卡，9点参加隔壁商务楼b、c公司面试。中午有时来不及吃饭，就用面包应付。下午1点，参加d公司例会，3点到e公司办理离职手续，4点半参加f、g公司面试。晚上6点，参加酒会，交际应酬，发掘新的资源和公司。到家已经是凌晨3点。

“90后”的徐玲玲是骗薪团伙头目之一，这份作息表是浦东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根据她的导航和笔录整理出的信息。密越告诉我，徐玲玲高中学历，后自考成人大专，以前是金融公司的普通销售。陆续有公司暴雷后，至少从2019年初起，她同时入职多家公司骗取底薪。徐玲玲的丈夫关永强几乎跟她有同样的学历和职业背景。两人婚后联手，掌握的公司资源越来越多，开始带着身边亲戚、朋友骗薪，从他们工资中抽取20%～50%提成，每天都有人给这对夫妇转账，几百到几千元不等。其中徐玲玲单月最多入职28家公司，她还会记账，整理自己每一份入职公司的信息，怀孕时都在上班。密越说，她与丈夫每月收入加起来超过60万元，二人在上海宝山区租了独栋别墅，每月两万元左右房租，被“业内人士”称为“骗薪顶流”。

与徐玲玲夫妇相似，洪凯也算得上“业内翘楚”。31岁的洪凯被抓后，上海电视台《东方110》节目采访了他。他说自己每次面试都开宝马车，戴劳力士手表，拿LV公文包网络挣钱的正经路子，以此营造自己有工作能力的形象。他虚构自己在金融行业工作8年，有上市公司“董监高”资源，每人投资金额在1000万～3000万元之间。实际上，他只有初中学历，做过中介卖过保险。这几年，他平均每月入职10家企业，底薪几千元到3万元不等。说到面试经验，他戴着手铐也要比画着手势，偶尔蹦出一句上海话，流畅地说：“我一下子能讲出十几个产品，怎么从a轮到b轮，到pre-ipo上市，我都能讲清楚。行家一开口，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

《简言的夏冬》剧照

密越说，这群数百人的骗薪团伙把被骗公司称为“盘子”，游走于数百家“盘子”间的骗子，以“80后”“90后”和男性居多。他们极少数是正规大专和本科毕业。而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最近三年是骗薪群体业务最“火”的时期。

我在采访过程中接触的几位受骗公司老板，都是在疫情后招聘销售团队被骗。大多企业老板在疫情后发现融资越来越难，需要销售团队找投资；也有一小部分企业，比如做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之一是收购失信被执行人资产并出售）的小公司生意越来越好，需要更多资金，也需要招聘销售。无论哪种情况，公司都更青睐有客户资源的成熟销售，而不是职业小白。“因为环境越来越差，没有更多成本培养新人，我们对销售的能力、忠诚度要求也比以前高，但其实更难招到满意的人。”一位受骗企业老板说。再加上一些小公司的背景调查不严谨，部分公司的HR有招聘人数考核，达不到招聘数目要扣工资，骗薪团伙抓住这种公司需求和漏洞，不断蔓延。

“这些团伙经过较长时间的‘打磨’，非常熟悉从应聘到离职的流程，每个细节都做得很好，有一套应付公司的方式，也吸引身边人开始骗薪。”密越记得，有骗子在试用期期间，主动告诉其他正经员工“这样工作不挣钱，我带你多打卡几家公司”，吸引有经验的销售入伙，壮大团队。而且这些团伙开始向大型金融公司渗透，即使公司做了比较严格的背景调查，也无法规避。比如洪凯，他在视频采访中有点自豪地说自己是“行业”内极少数能入职上市金融公司的人。从HR、HRBP到股东、董事长，洪凯一共面试了6轮，花了4个月，最后试用期撑了6个月离职。

另一方面，骗薪目标从金融业、互联网企业向实体行业蔓延。高端医疗、豪宅装修、奢侈品行业……这些需要销售去售卖产品、找资金的地方，也出现骗子的痕迹。密越记得犯罪嫌疑人中有位女性之前是医生，手术过程中出了医疗事故，不能从业。后来她结识的男友做职业骗薪，她也进入医疗器械销售领域，同时骗多家公司底薪。

只是当骗薪团伙数目和被骗公司不断增多，这个“行业”内部也会有矛盾和失误。《东方110》节目中，洪凯对着镜头抱怨徐玲玲夫妻“搞臭了”圈子，因为二人及其同伙在面试时过于夸大自己的业务能力。老板说需要1000万投资，徐玲玲说2000万都没问题，所以徐玲玲夫妻经常比其他人更快入职。洪凯，包括其他骗薪人都跟受骗公司举报过徐玲玲团队是骗子，洪凯自己也被别人举报过。另外，骗子入职太多家公司，总有失误。比如工作日报里提到的产品是其他公司的名字；入职后依然在求职平台发简历被HR发现；重复到一家公司面试，遇到相同的面试官……浦东分局经侦支队抓住了类似的失误，从一条线索发现了背后数百人的职业骗薪团伙。

抓捕

2022年11月的一天，密越值班时接到外高桥公安处的电话。起因是地方派出所接到一起类似于诈骗案的线索，他们拿不准是否涉及经济犯罪，移交给经侦支队判断。

浦东分局经侦支队（麻耀刚 摄）

这个线索来自于一家金融公司的老板，他提到自己计划投资一个新项目，招聘的8名销售入职三个多月以来，空拿底薪却没任何业绩。报案人提供了一份文件，是一位销售失误把他在其他公司的离职证明发给报案人公司的人事，文件的落款时间与员工在报案人公司的工作时间几乎完全一致。

“如果只有一家公司报案，只是一份简单的书面文件，证明嫌疑人同时入职两家公司，很大程度上看起来像劳资纠纷。因为一个人兼职多家公司，可能违反了公司法或劳动法里对于公司的勤勉义务，但没有证据证明他的故意性。公司可以通过民法、劳动仲裁等方式维护自己权益，不必轻易动用刑事手段。”密越告诉我，这类经侦案子最复杂的地方在于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是否有虚构身份、伪造文件、涉案金额多少、如何判断故意性等等，都需要很完善的证据。

密越原本就是一个对线索更敏锐的侦查员。2018年进入经侦支队四大队以来，他通过不起眼的电话线索，追踪过好几起容易被误认为经济纠纷的犯罪案件。他很快给报案人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对方是一名中年男性，提到自己并不是唯一受害者。密越记得，对方讲起受骗过程，“能直观感受到他想好好做一笔业务，二三十万的工资发了却没任何水花的怒气。我觉得这个情绪背后肯定有原因在，所以还是想仔细判断，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他与同事讨论后，决定先通过公安系统、人社局等部门查询8个销售的银行流水、社保缴纳记录等资料，这些能直观反映他们的职业经历。很快密越和同事就发现异常——过去三四年里，这8个销售的社保缴纳次数几乎都超过30家企业，意味着每2～3个月就换一份工作。而在查询8人的银行流水时，密越和同事发现，首先，每个月大概有5～10家公司给他们打工资。另外，有四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每次收到工资当天，就把工资的20%转给同一个人，说明他们可能具有团伙性质。之后，密越和同事走访其他几家给这些销售发过工资的公司，公司又向警方提供新的可疑骗薪者，一个职业骗薪团伙的造假产业链逐渐摊开。经侦支队最后判断骗薪团伙侵害用工单位财产权益，明显有故意犯罪、非法占有公司财产倾向，符合一般诈骗案。

抓捕从2023年3月8日凌晨4点多开始。这起上海市首例“职业骗薪”大型诈骗案，从获得线索到第一批抓捕只用了4个月时间。

上海市浦东分局经侦支队四大队侦查员密越（图左）和王世坛（麻耀刚摄）

浦东分局经侦支队四大队的侦查员王世坛记得，在洪凯家，洪凯见到警方后，第一件事是跪下来，不停说“大哥我错了，我错了”。警方在上海顺利抓捕了52名嫌疑人，只有徐玲玲一人是在杭州被捕的。那天早上，她带一位假客户去杭州一家金融公司报到，还把弟弟从外地叫到杭州，准备介绍“还没入行”的弟弟第一次面试。她伪造好了弟弟的学历、简历、假身份证等资料，只是还没来得及面试，中午就被抓了。

今年7月，浦东警方联合其他省市力量，抓捕了第三批160多名犯罪嫌疑人。截至目前，共有30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超过1.3亿元的卷宗资料移交给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对洪凯、徐玲玲等158人提起公诉，其他涉案人员在陆续审查起诉中。

一些被骗过的公司合伙人还在关注案情进展。多家公司合伙人告诉我，经历过骗局后，他们不敢轻易招新的销售，有需要就找信得过的熟人、朋友介绍。人事经理王月后来负责招聘时，要求面试者从网页中实时打开学历、银行流水、社保等证明。宋蕊则要求新的销售入职必须坐班，防止员工同时打卡多家公司。只是招销售难的状况，今年依然没有改变。宋蕊帮朋友在求职平台寻找成熟销售，20个基金经理职位，一年快过去才招了10人。“这两年信托公司暴雷，今年中植系又暴雷，就像恶性循环，更少有人愿意入行。”

说到曾经被骗的薪水损失，宋蕊不抱太大希望能退回来，她只要“惩罚”。她听说骗薪头目之一徐玲玲一直是取保候审状态，理由是她有个两岁的儿子在上海需要照顾。每次公安找她谈话时，她都会抱着儿子过去，鼻涕眼泪一把。而她的丈夫关永强，那个经常梳着油头、一身名牌的骗子，今年3月被抓前不久，还在微信联系宋蕊，问她要2021年4月头10天的工资，对别人“一块钱都不放过”。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除密越、王世坛外，其余人物皆为化名）